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尽管王天佑和许子详由于相近原因经历少年时期的“父之名”除权，导致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稳定性被动摇，但由于他们遭遇变故时都已经远离了镜像阶段和俄狄浦斯阶段来到了叛逆的青春期，因此又都本能地采取某种补偿措施以修复稳定性。当然这种补偿并非二人有意为之，而是在潜意识层面由主体本能地做出了选择。
由于二人并非经过商定和有意识地补偿，所以各自采取的补偿机制也会有所异同。就王天佑和许子详的例子而言，他们各自在潜意识层面采取的补偿机制恰好分别对应了拉康曾经具体讨论过的“Metaphore delirante”（译作妄想性隐喻）以及“Identification conformiste”（译作顺从性认同）两种可能性。
与惯常在临床医学领域将“妄想狂”视为精神病发病症状的做法不同，拉康认为这种症状本身并非必须被立刻消灭。相反，由于主体能够通过妄想这个隐喻方式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替代性身份，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具备内在逻辑的话语方式，那么主体也就有机会暂时摆脱那个关于自身的存在性问题，即“我是谁？”。
就王天佑的例子而言，他的两次报警其实都是典型的妄想性隐喻行为，因为以其年龄和社会经验在正常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邻家夫妇夜里的噪音来源和徐家父子之间的生活状况的。这里注意要准确理解拉康分析框架下对精神病症状的描述，王天佑的症状作为一个“能指”并非全然被表观的“妄想性隐喻”所表达，相反，那恰恰是其主体对精神病的补偿机制在发挥作用。事实上，他的精神病其实发生在潜意识层面，即其自我定位功能的紊乱以及主体欲望无法被符号界命名等问题。
再来看许子详的情况，按照“顺从性认同”的表面定义，其主体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祖父母的嫌弃而面临情感匮乏，于是往往盲目地顺从王天佑为其强加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行为。不过在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下，这种顺从性认同对于一个“父之名”被除权的精神病主体来说，确实也具有某种稳定性功能，因为它赋予主体一定程度的社会功能，使其在与他人产生交流时不必质询自己所处的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缝合”了因除权而在主体身上留下的孔洞。因此，当许子详的符号世界中“父之名”被“除权”后，他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顺从性认同”提供了一种修复功能，以为其与他人的连结提供了一系列固定的规则。
不过必须认识到，无论是王天佑的“妄想性隐喻”还是许子详的“顺从性认同”，都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补偿机制，而并非对“父之名”能指缺失后的最终完美补偿。这是因为二人的主体在认同各自身份的过程中始终具有某种空洞感且非常不稳定，仅仅通过妄想或者遵从外部标准才能勉强被表述出来，而如果没有这两个来源的刻板说辞的支撑，主体的身份感也就无从形成。
在拉康体系的精神病治疗过程中，分析师往往在临床上致力于主动制作患者的“妄想性隐喻”和“顺从性认同”，作为维系其临时性身份感的纽带，并对患者的话语进行考察，关注患者在妄想或者顺从中是如何处理与“大他者”的关系的，这才是临床干预手段的首要任务。对于王天佑和许子详来说，其生活环境确实始也终存在对其症状一定程度的包容甚至宽纵，包括来自同学、家人以及警察等，但由于专业所限，并未能利用这种临时性的补偿机制有效地干预其病因，才导致两人在失控中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