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终于为父母在老家的坟头立了碑，完成了一大夙愿，我顿时泪流满面，不能自己。我们兄妹4人能长大成人，老娘恩重如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被污蔑为“叛徒”被贬到乡下中学教书，郁郁寡欢，45岁英年早逝，临终无一亲人在身边。
全家6口，本靠父亲工资度日，状况突变，如天崩地裂，生活来源当即断流。
一个裹着小脚的家庭妇女，呆滞的看着4个孩子，三个上小学，一个读初中，以后咋办？
时年40多岁的老娘，哭过之后，在他人悲悯的眼光中毅然挑起了家庭重担。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啊，当时每斤面粉一毛六分钱，每人每月26斤粮，这20多元的粮食钱靠老娘给别人洗衣拆被，给鞋厂纳鞋底，才能筹齐。此外，还要想办法弄拌饭的菜。老娘自制面酱、自制咸菜，把白菜帮腌成酸菜。春夏秋冬，老娘春挖野菜，夏秋去收割后的地里拾五谷杂粮，然后掺在一起推磨磨面。到了冬天，我们放寒假，老娘就带着我们去拾白菜帮，萝卜纓，挖白菜根，想办法填饱我们的肚子。
父亲去世我才11岁，最小的弟弟才6岁。那些年我们虽然穿着补丁衣服，但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在同龄孩子中，我们没有挨饿受冻。
生活再难我们也能咬着牙过，但政治歧视我们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我16岁当知青下了乡，两年后，老娘和两个未成年弟妹也被赶到农村，我看他们娘仨难在他乡生存，舍弃条件相对较好的青年队，到了老娘插队的农村撑起半边天。老娘为每天挣6个工分，除了春节和刮风下雨雪，没舍得休一天。
拨乱反正，老娘恢复了干部遗属身份，刚刚重回城里，又开始抚养我们弟兄仨的子女，80岁走完了她的辛苦人生。老娘一辈子明事理，临终前老人家为我做了最后一次大义：当时我要到胶东半岛执行重要采访任务，当时老娘已经进入生命最后期限，老娘说：“你放心去吧，公家事要紧”。十天左右我归来，老娘看了我最后一眼，说：“我在等你回来”。次日便完全不省人事，半月后永远离开了我们。
老娘，在全家最难的时候，你带领我们走出了困境，你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