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654年底、公元655年初，武昭仪生一女，可不到满月就死了，公元664年追封安定公主，谥号思，史称安定思公主。
关于这位小公主的死，史家有3种说法，4个版本。有说自然死亡；有说夭折嫁祸，武则天嫁祸王皇后；有说武则天自己杀死，嫁祸王皇后。我们看看4个版本的描述。
1、成书最早的是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卷四·本纪第四》，该书对武后杀女没有任何正面提及，只是在“史臣曰”中说，“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
这里的“振喉绝襁褓之兒”，窃认为意思是将危险扼杀于萌芽状态，史官评价武则天做事狠毒、果断。即便此句就是诸位所想的意思，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写入《旧唐书》的正文，而是用“史臣曰”的方式表达出来，推测起来大概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武后杀亲生公主的说法，但是没有证据，不能坐实，只好用这种更具有个人意见的方式表达出来。
2、北宋王溥的《唐会要·卷三·皇后》记载：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
《唐会要》虽为北宋编撰，但吸纳了唐德宗时期苏冕四十卷的《唐会要》和唐宣宗时期崔铉四十卷的《续会要》，于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正月进呈。该书保存唐代国史资料比较多，向来为学者所重。这里的记录，也相对稳重。
这里的大概意思就是，武则天充分利用公主暴卒，把公主之死推给情敌，高宗受此影响，萌生废黜王皇后的念头。
3、北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一·后妃上》：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从这开始，之前史料的比较笼统甚至猜测的说法，已经变得非常具体生动的描写。这里公主之死的过程详细而生动。
4、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载：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书成。
这里的记载直接继承《新唐书》，细节修改至更合理化，杀人后伪装现场。

从以上的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公主之死的文字记录，有一个由简至繁的变迁过程，在该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晰。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曾经有过一个“层累地造就古史说”，意思是古代的历史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清晰，恰好证明是后人缔造的结果。
雷家骥先生就怀疑过婴儿猝死综合症。婴儿猝死综合症是新生婴儿头一年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婴儿猝死综合征是2周～1岁之间。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占该年龄组死亡率的30%。发病率一般为1‰～2‰，其分布是全世界性的，一般半夜至清晨发病为多，几乎所有婴儿猝死综合征的死亡发生在婴儿睡眠中，常见于秋季、冬季和早春时分。
首先，我想说，武则天并未弑女，理由如下：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废中宗临朝称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檄文对武则天的攻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强加之罪“弑君鸩母”，即谋杀高宗与王皇后，却对“扼婴”之事只字未提。试想，双方处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骆宾王甚至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武则天头上，以达到煽动叛乱的效果，为什么没有将她最没有人性的罪行昭告天下？即便只是一点传闻，骆宾王也应该将之放大。可能原因只有一个：“弑女”案子虚乌有，故民间不曾有传闻。
如果是上文提及的婴儿猝死综合症，那本文即告结束。如果不是，又不是民间传闻中武则天弑女，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安定思公主呢？
今天，小生试图抛弃这些文字描述，另起一个角度来还原这段历史。
在小生《程咬金：一世英雄，并非草莽出身》拙作中，曾提及五姓七望，王皇后出身于太原王氏，是原魏尚书左仆射王思政的曾孙女，其曾祖母则是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长公主。
王氏容貌漂亮，性格温顺善良，年方15岁，经同安大长公主告知于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将她许配给皇子李治为晋王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治被拥上储君之宝座，王氏晋太子妃。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即位，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正式册立王氏为皇后。
因为王氏的后台太硬，整个关陇贵族是她的后盾，再加上王氏深受儒家礼教熏陶，过于端庄严肃，不得李治欢喜。她每日不得不面对丈夫的冷落与漠视，不得不承受独守空房的孤独与痛苦。
这里又要说长孙无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一。
贞观年间，李世民采取科举、门荫、推荐等手段，平衡朝中的政治势力，形成以房玄龄为代表的山东士族，以程咬金、李绩为代表的山东豪强，以魏征、马周为代表的寒族，以萧禹、王珪为代表的南朝贵族，以及以宇文士及、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为骨干的领导集体，逐步降低关陇贵族在朝中的影响。
不论是出于政治考虑，亦或是个人地位需求，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长孙无忌劝谏立王皇后的养子李忠为太子。换言之，李世民苦心经营大半辈子，努力打压的关陇贵族，又有抬头的倾向。
我们都知道，李治是太宗第九子，本身并未得到李世民的特殊栽培，李治15岁立为太子，21岁即位，作为培养一个合格帝王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然而在20岁的时候，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好帝王。
因此，李治的心中也有与父亲一较高下的想法。李治本人低调、俭朴，不喜兴土木，不信方士长生之术，不喜游猎，无大志，却不能说他毫无作为。综观唐高宗执政时期，国力一直在增强，到永徽三年，全国人口就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后世对唐高宗曾有这样的评价，“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处于叛逆期的李治，迫切地想要做一个好皇帝，首先得摆脱掣肘。
那么，李治最大的掣肘是谁？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是关陇贵族的首席代表，也是三朝元老，更是遗诏辅政大臣，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他还是李治的舅舅，如今竟然要参合进李治立太子的家事，必须搬倒他。可是想搬倒他不容易，一不留神可就引起朝野动荡。从哪入手呢？先分权吧。
首先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勣为宰相，分长孙无忌和诸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唐朝沿袭前朝隋朝体系，尚书省总有两个长官即尚书仆射，通常被视为宰相。门下省和内史省的长官也被认为是宰相。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召李勣入朝拜洛州刺史。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命李勣任同中书门下，参与执掌机要事务，册拜为尚书左仆射。高季辅被任命为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监修国史，并封蓚县公。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张行成升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王皇后的舅父柳奭拜相，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
然而在立太子一事，李治提拔柳奭、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李治十分失望，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奭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王皇后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对啊，王皇后！！！
王皇后是关陇贵族的后宫代言人，而且也跟长孙无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要有正当的理由，罢免国母，那么当初力主王氏为皇后的长孙无忌，是否要承担责任引咎辞职呢？
一定要找个合适的机会，一击致命。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初六日，唐高宗废黜李忠的太子之位，降封为梁王。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许敬宗指使人向高宗呈奏密章，称监察御史李巢勾结长孙无忌，图谋造反。唐高宗也不与长孙无忌对质，便下诏削去他的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并让沿途州府发兵护送。长孙无忌的儿子都被罢官除名，流放岭南。
从这里可以看出，废立皇后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斗，王皇后被废多少是存在着必然性的。
诚然，安定思公主的死，让武昭仪登上梦寐以求的宝座，然后也正是安定思公主的死，顺理成章的废掉了王皇后，以此打击了长孙无忌的威信，李治慢慢收回权利，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
愿安定思公主自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