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So many unmarried men
翻译：AI
在20世纪50年代，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做了一件在哲学正统观念中不被允许的事情。在为BBC第三频道（BBC Radio 3的前身）撰写的一篇广播稿中，她大胆指出，哲学史上几乎所有经典人物都是未婚男性。对大多数人来说，米奇利试图讨论我们最珍视的哲学家的婚姻状况，这一行为会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至令人震惊。毕竟，思想是永恒的，超越了任何特定哲学家及其婚姻状况（或缺乏婚姻状况）的限制，不是吗？当时，米奇利的评论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她的编辑对此反应激烈，质疑这些观点是否真的具有哲学意义。这篇名为《戒指与书籍》（Rings and Books）的广播稿最终未能播出，理由是它是“琐碎且无关紧要的，将家庭事务侵入了知识生活”。
60多年来，米奇利的这篇广播稿被遗忘在角落。直到她90多岁时，这篇稿子才在她家中一堆尘封的笔记中被发现。尽管米奇利在这篇未播出的广播稿中的举动在当时遭到了批评，但她希望听众能够反思这一“琐碎”的事实——因为她觉得这很重要。它揭示了哲学本身的某些特质。事实证明，米奇利的观点预示了21世纪一些最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后来发展出的重要见解。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点并未被注意到。
米奇利的哲学生涯始于二战初期的牛津大学本科阶段——她从1938年到1942年在牛津学习。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几位后来成为战后著名哲学家的女性，包括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两人也经常在BBC露面）和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这四位女性性格迥异，但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和终身的哲学对话者。
战后，米奇利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普罗提诺（Plotinus）——以捍卫柏拉图哲学而闻名。但她很快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多年后，她在《卫报》一篇题为《为不是博士而自豪》（Proud Not to Be a Doctor）的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幸运地”放弃了博士学位，尽管这意味着她永远无法获得“那些有资格在大学任教的魔法字母”（即“P”、“h”和“D”）。特别是，米奇利觉得自己躲过了一劫，避免了陷入20世纪40年代牛津流行的哲学狭隘思维。
在牛津之后的职业生涯中，米奇利成为了一位多产的作家、职业哲学家，并且与许多学者不同，她深受公众欢迎。在她99年的人生中，她发表了200多篇作品，深入探讨了身份、邪恶和人性等深刻的哲学问题，以及环保主义、宗教和科学等公众关注的话题（包括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激烈争论，据说他至今仍“感受到米奇利最初攻击的残酷，就像他现在躺在一片赞美之床上，却仍能感受到床垫下的一颗豌豆”）。米奇利在广播中露面，并为《卫报》撰写文章，标题充满挑衅性，如《嘲笑战术》（Sneer Tactics）和《圣诞暂停》（Santa Pause）（前者概述了在道德上正确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以他人为代价开玩笑，后者则提出了对当代文学中正确使用逗号的圣诞愿望）。在她所有的哲学能力依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米奇利在2018年去世前三周出版了她的最后一本书《哲学是为了什么？》（What Is Philosophy For?）（第二年，她将迎来100岁生日，并收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贺信）。
米奇利的公众和哲学成功来得较晚，这使得她的职业道路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有些不同，后者的职业生涯通常从大学毕业后开始。事实上，米奇利直到59岁才开始出版她后来因此闻名的书籍和文章。后来，她解释说：“我需要时间思考。在那之前，我对自己想法的清晰度不足以让我想要公开表达。”而30多岁时撰写《戒指与书籍》的米奇利，还没有成为如今许多人公认的20世纪哲学领军人物。当她提出那个极具争议的观点——我们记忆中的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单身汉——时，米奇利是在纽卡斯尔家中客厅里，被家人包围着，远离任何大学环境的情况下提出的。
米奇利观察到，“这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没有与女性或孩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这使她得出了关于哲学概念本身的重要见解——这一见解或许只有来自传统学术界之外的人才能提出。对BBC来说，这是一个母亲的话，而不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但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米奇利显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只是这个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
对米奇利来说，哲学是人类的工作，是人类为了生活顺利进行而需要做的事情。这种哲学可能进行得很好，也可能很糟糕。用她的话说，哲学是“我们服务于生活深层基础设施的方式——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模式，因为它们从未真正被质疑过。”在这里，哲学至少部分是一种个人实践，用于审视我们根深蒂固的信念、思维模式和假设——类似于批判性思维。
哲学家必须质疑社会中起作用的概念，尤其是那些已经受阻或受损的概念（米奇利将哲学家的工作比作水管工的工作）。回到道金斯，米奇利认为，人类行为可能由所谓的自私基因决定的想法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她认为，将基因拟人化是简化且鼓励了一种“宏大的结论，即宇宙既是一个随机、无意义的混乱，也是一个冷酷、残酷的命运操纵者”。米奇利认为，尽管道金斯言辞激烈，但目的的概念不会消失（值得一提的是，道金斯花时间细致回应了她的每一条批评，他认为这些批评是对自私基因概念的不公平讽刺）。米奇利认为，如果没有简单自私的诱惑，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本性的惊人复杂性，包括大量的动机、驱动力、需求和欲望（其中之一可能确实是自私）。
哲学是什么以及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米奇利一生。尽管《戒指与书籍》被BBC视为“琐碎”和“无关紧要”，但它与米奇利其他文章和书籍一样，是她对哲学本质讨论的一部分。
让我们从米奇利对“哲学青少年”的描述开始：
哲学家最需要的是专注。他们不像诗人（几乎所有优秀的诗人都结婚了，无论多么疯狂）。他们最需要的是思考的空间……因为独立思考是如此困难，哲学青少年（比其他青少年更甚）会从周围的影响中抽离出来，以发展与其个性相协调的思想……伟大的哲学家没有从这种抽离中回归。他们的思想，不像你我的思想，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凝视孤独的深渊。
在这里，米奇利描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哲学家形象：一个在私人空间中发展思想的个体，远离孩子、依赖者、伴侣和宠物的干扰。这是一种源于许多特权的生活方式：安静的空间、长时间的深度思考、充足的资源。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指出，深度思考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而米奇利也在提出类似的观点。但米奇利也对这种哲学生活的描绘持批评态度。他人的生活和关切似乎并未被纳入其中——一个人所需要的只是自己的思想。但米奇利并没有将这种模式视为睿智的知识分子的典范，而是将这种生活方式比作青少年的生活方式。
尽管这种描述无疑过于简单化（甚至可能对实际的青少年有些冒犯），但米奇利对许多著名哲学家生活方式的描述中有一些真相。伍尔夫曾观察到，女性在争取“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时，面临着超越家庭职责的生活斗争。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历史事实阻止了女性获得被认为是必要的条件，以创作出如今奠定整个哲学传统的书籍，如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沉思录》或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著作（康德独居，几乎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柯尼斯堡）。如果米奇利是对的，那么今天哲学中的许多常见趋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伟大”哲学家都是单身汉的结果。
米奇利在这里所做的不仅仅是指出一个有趣的琐事。她的主张在《戒指与书籍》的其余部分中得到了发展，即这一观察具有哲学意义。她认为，“哲学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必然影响了他们对什么是“好”或“适当”哲学的理解。正如她在回忆录《密涅瓦的猫头鹰》（The Owl of Minerva，2005年）中写道：
这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没有与女性或孩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这毕竟是人类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写《戒指与书籍》时，提请注意这一统计数据，并询问这是否可能解释了欧洲哲学传统中的某种过度抽象性，某种远离生活的倾向。
米奇利认为，由于在个人生活中错过了亲密而有意义的关系，许多哲学家被鼓励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思考哲学本身——作为亲密和关系的对立面：抽象和遥远。简而言之，米奇利认为，社会疏离的形式可能会助长哲学疏离的形式。
在西方传统中，过度抽象的哲学方法并不陌生。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米奇利强调的趋势截然不同，他结过四次婚）认为，一个好的哲学家：
会像上帝一样看待事物，没有此时此地，没有希望和恐惧，没有习惯性信仰和传统偏见的束缚，冷静、公正，只为追求知识——尽可能客观、纯粹沉思的知识。
让我们考虑米奇利提供的一个例子。笛卡尔通常被认为是认识论（关于知识的研究）这一长期哲学传统的奠基者或重要推动者。在他的《沉思录》中，笛卡尔试图确定他能够确定知道什么。坐在壁炉旁，他质疑脑海中任何可能受到怀疑的东西。他的朋友、家人以及外部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脆弱的——即可怀疑的——包括他自己的身体。笛卡尔想知道：我们如何真正知道这些东西存在？它们难道不是幻觉或梦境吗？
笛卡尔得出结论，唯一可以确定知道的是我在思考（因此我存在）——或者，正如哲学家所熟知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米奇利总结道：“笛卡尔说，我是一个灵魂，一个孤立的思想者。”但尽管这一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米奇利对这一论点并不十分印象深刻。事实上，她认为笛卡尔的这一举动源于他从未摆脱的哲学“青春期”。正如她所说：
我相信，过着正常家庭生活的人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们会警惕笛卡尔立场中对其他人的态度。对笛卡尔来说，其他人的存在必须被推断出来，而这种推断是非常不安全的……我认为，任何在其他人中扮演正常积极角色的人都不会这样看待他们。但我非常确定的是，对于任何作为家庭真正成员与他们亲密生活的人来说……他们的意识与他自己的意识一样确定。
米奇利在这里使用的“正常”一词无疑让人联想到一种过时的核心家庭观念，源自许多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庭职责的时代。但即便如此，米奇利的观点仍然重要。作为认知者，米奇利认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所有人）已经与他人紧密相连。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世界，包括其他人的确定存在。米奇利认为，特别是那些照顾孩子的人的经历，可以帮助阐明我们彼此存在之间的纠缠程度。
她的观点本质上是：某些哲学问题之所以显得重要，只是因为思考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所过的生活。以笛卡尔为例，米奇利指出了所谓的“他心问题”——即我们如何真正知道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米奇利认为，一个曾经怀孕的人——即体内有另一个人生活——永远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哲学思考的重要问题。她写道：
我想知道，如果这些哲学家（如笛卡尔）经常怀孕和哺乳，如果他们经常面对诸如“你吃了什么让他生病？”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经常体验到孩子与父母之间那种奇怪的身体共鸣……如果他们习惯了他们的身体绝不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观念，他们是否还会这样说？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人类经验。但你在教科书的例子中找不到它。它被认为是一个非理性的话题。
在这里，怀孕者的视角并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无关紧要”或“琐碎”的事实，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能够通过他们的身体学到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我是一个思考的存在”这一事实。今天，具身心智和本体感觉的概念已经司空见惯，但在20世纪50年代，在哲学语境中提及身体的任何部分（除了大脑）都是相对罕见的。
米奇利在《戒指与书籍》中试图让听众思考的问题——例如“我们的生活如何影响我们的哲学观点？”——并没有消失。米奇利的广播稿可能被遗忘了，但她“将家庭事务侵入知识生活”的精神依然存在。在当代哲学中，知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一个人的性别、年龄、种族、背景，甚至关系状态——这一观念是女性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这并不是哲学学术的边缘领域。如今，作为哲学本科生，你可能会学习笛卡尔，同样也可能学习女性主义哲学家如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克里斯蒂·多特森（Kristie Dotson）和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e）。知识可能是情境化的这一观念，被称为“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y），可以与传统认识论方法形成对比，而笛卡尔正是后者的代表。
根据传统认识论，可以说“真正”存在的东西必须是客观的——独立于任何认知者或其身体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寻找任何思考者都能获得的知识，一种“无处可寻的观点”，无论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如何。但女性主义知识理论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狭隘的方式思考客观性。相反，知识应该被视为与我们的情感、兴趣、关系、背景信念和身体社会性地纠缠在一起。这些因素不应被视为不恰当或仅仅是主观的而被抛弃。
在家庭中扮演家庭角色的人的知识，与“不断为孩子提供眼睛和手”等任务紧密相连，正如米奇利自己的例子所示。但具身人的视角对哲学传统来说如此陌生，以至于它经常被视为非哲学的视角——或者，正如米奇利所说，“非理性的”。《戒指与书籍》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告诉我们，女性进入我们认识世界的主导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答案，以应对“伟大”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的老问题——米奇利认为，这些答案往往“更接近事实”。
也许正是因为在传统学术界之外写作，米奇利才能提出那些在学术界内不会被容忍的观察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她通过指出未婚哲学家的主导地位，揭示了他们似乎忽视了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与身体的联系。
那么，关于怀孕期间获得的知识构成非理性话题的建议呢？这种假设从何而来？
2007年，弗里克提出了“认识不公正”（epistemic injustice）这一术语（epistemic意为与知识相关）。对她来说，当一个人或一群人被排除在塑造社会意义和规范的实践之外时，就会发生认识不公正。这种排斥可能基于偏见性信念，例如关于一个人的口音、肤色或性别的偏见。
考虑以下例子。我们的法律体系创造并维持了我们的法律。历史上，女性不被允许从事法律工作，直到相对较近的时期，涉及对女性伤害的性行为才被定为非法。更重要的是，报告此类犯罪的女性通常被视为过于情绪化，或被说成是在“挑逗”施暴者。“性骚扰”的概念以及允许女性谈论它的术语甚至不存在，这使得女性自己更难将她们的经历理解为真正的伤害。换句话说，女性对自己伤害的认识被视为琐碎，不是因为这不真实，而是基于性别歧视的偏见。
如今众所周知，哲学史由男性主导，但米奇利和弗里克一样，指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她表明，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发展倾向于某些认知方式。我们被教导，只有当我们摆脱了身体和偏见，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在这种观念下，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以其他不熟悉的方式生成的知识是“非哲学的”或“不恰当的”。
但正如米奇利所强调的，女性哲学家在这一传统的发展中并未出现。因此，难怪它显得陌生。米奇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将某些知识被评估为“非理性”视为一种独特的伤害——这种评估基于对一个人身份的偏见性信念。正如米奇利所说：“任何被女性整体经验证伪的人类知识描述都是不充分、片面和任意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认识论概念中发现认识不公正的案例。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起点——BBC决定不播出《戒指与书籍》，因为它是“琐碎且无关紧要的，将家庭事务侵入了知识生活”。这些话让人想起一个困惑的人，试图参与一场他们没有相关知识贡献的对话。当然，米奇利后来证明她的编辑在这一评估上是错误的。但令人震惊的是，事后看来，这显然是一个认识不公正的案例。因此，我们在《戒指与书籍》的案例中发现，一篇关于认识不公正的广播稿由于认识不公正而从未播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世纪50年代，米奇利的广播稿被拒绝的原因正是她撰写它的初衷：强调具身认知方式不构成“适当”认知方式的观点的不足。这种讽刺她不会没有注意到。
作者：埃莉·罗布森（Ellie Robson），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伦理学讲师，英国哲学史学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24-25年度的博士后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