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要求将文以明道和批判社会不公、宣泄个人愤懑紧密结合，来追求文章实用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怀才不遇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文里，无数穷愁失意的士子，饱蘸浓墨，尽情抒写不遇明主、壮志难酬的幽愤，这与“不平则鸣”的精神是相一致的，然而士人怀才不遇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简单地用“不平则鸣”来解释则显得太过笼统，也不尽合理，须以“不平则鸣”为参照，从政治体制、士人的性格与能力，以及人生际遇等多角度出发，对古代士人的怀才不遇作一个理性的认识，因为这其中还涉及到文学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怀才不遇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很多士人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是不能用“怀才不遇”来界定的。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时，多数人往往把“不平则鸣”作为解读此类作品的突破口，一味地根据作者在作品里所表露的志向和热情来猜度其能力，其结果就是让学生学了一大堆“怀才不遇”。目前在学界，“怀才不遇”和“不平则鸣”的研究铺天盖地，但都是就其中的某一点来展开研究，将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审视其文学创作情况的研究却非常少。因此，笔者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把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进行对照的方式来展开研究，目的就是希望读者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知人论世、理性思考，进而改变我们以往的阅读思维和方式。
一、“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
孟郊五十岁时方进士登科，作为好友的韩愈赠序来宽慰他，并在文中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不平则鸣，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处在不平静的时候就会发出声音，这也符合声音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学观点。物不平则鸣，人也不例外，当面对社会不公、怀才不遇之时，自然会为之大声疾呼，并通过诗文创作来宣泄内心的幽愤不平之情。“不平则鸣”主张的提出与韩愈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韩愈自幼失去父母，由大他三十岁的兄长来抚养，稍长之时，兄长客死于贬谪之所，留下他与其嫂茕茕孑立，孤苦无依，成人后仕途极其不顺，前后四举进士方第，三应博学宏辞不中，虽有进士之名，却无一官半职之实。直至唐宪宗时才受重用，却因自己的直言鲠谏，曾几度被贬蛮荒之地。仕途崎岖、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以及从小在极其贫苦的生活环境下所形成的倔强个性，都是他能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甚至成为一代思想大家的生活基础。正基于此，我们才能从他贬谪期间所写诗文的字里行间，始终看到一个于逆境中越挫越勇，大胆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鸣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再比如与韩愈同时代的孟郊、贾岛等人，大都出身低微，鲜有达者，生活艰难，仕途潦倒，终日啼饥号寒的苦吟诗风，正是他们对自身穷愁压抑状态的反映，“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他们之所以为文为诗，就是有不平之气和不平之言，胸中的幽愤，需要一吐为快。所以，“不平则鸣”其实就是士人在为自身的不幸而发出的呐喊。
自古文运动沉寂一直到北宋初年，骈文复归，文坛上又弥漫着一股雕章琢句、言之无物的文风，为此，欧阳修举起诗文革新的大旗，继承和发展韩愈文道并重的主张，于重视言之有物的基础上，强调作家感情的因素，提出“穷而后工”的主张，“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物质生活的窘迫，以及人生仕途的困厄，都会使士人将郁积在内心的幽愁、感慨、愤激的情绪寄托于诗文，写出一般人难以言传的感受。所以“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基本上一脉相承，遥相呼应，既对前代文人创作活动作了总结，同时也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永贞革新失败后的柳宗元，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肉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年仅四十七，便客死于蛮荒之地，但他的诗文却正因此增添了无限光彩，成为贬谪文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过也需注意，一方面，“不平则鸣”和“穷而后工”都特别重视抒写内心的主观感受，以追求诗文的艺术性和抒情性；另一方面，如果作家过分强调个人的情感，一定程度上势必会使士人的文学创作过程，以及最终所呈现出来的作品跟具体现实生活之间产生矛盾。以怀才不遇为主题的众多诗文中，有些人确实怀才不遇，而有些人所谓的怀才不遇则需存疑。因为这些作品都经过文学艺术的加工，并过多地掺杂进作家个人情感，进而拉开了文学与生活真实之间的距离。因此，笔者认为，要在抓住“不平则鸣”这一主线的基础上，再从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入手，全面认识士人的怀才不遇，以及他们的不平之鸣。
二、政治体制与士人怀才不遇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士人都有要求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然而士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首先就在于是否能够顺利进入仕途，因此选官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先秦时期，各项官职都是由贵族子弟来世代承袭，故而又叫世卿世禄制。官职的世袭，以及当时“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教育现状都表明，先秦政治几乎是一种贵族政治，权力、知识和教育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这当然是极大的社会不公。然而就针对当时知识匮乏的底层人民而言，其实不存在怀才不遇的问题，或者说到先秦后期，私学兴起，知识下移，士阶层的出现，以及养士风气的形成，使得但凡有真才实学之人都能怀才有遇。所以换而言之，真正的怀才不遇更多则是出现在贵族集团内部，“厄而作《春秋》”的孔子、“放逐乃赋《离骚》”的屈原就是其中的典型，不过他们怀才不遇的主要原因则是君臣际遇，而并非选官制度本身。
事实上，当怀才不遇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有大量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则是到了两汉以后，特别是在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下表现得尤为突出。魏晋时，士人所处的社会阶层等级成了人才选拔的依据，而出身和门第便是划分其社会阶层等级的标准。当九品中正制被正式确定为择官标准后，便为两晋南北朝所沿袭，因为它从根本上阻断了平民子弟的仕进之路，极大地维护了士族的权力。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垄断了官场，可以说，士族子弟个个生来便能享受一系列特权，而庶族子弟即便努力拼搏向上，却也只能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种悬殊对比，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正，卿门有卿’的局面”，从而加剧了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矛盾。制度的不合理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庶族子弟尽数被排挤在政权之外，当他们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破灭后，必然会为自身命运自鸣不平。
庶族出身的左思率先发出了他的不平之鸣，“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士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饵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可见，怀才不遇早已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诗中，诗人不再是简单地抒写个人愤慨，而是代表了从古至今寒士的不平之鸣。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出身寒门的左思必然无法入仕为官，而且其貌不扬的他还偏偏生活在极度注重颜值的魏晋时代，所以不为时人所重。且不说魏晋时代，即便是以科举取士的唐代，在强调“身言书判”的择官标准面前，面目丑恶的他也很难被选进官僚系统，因为这关乎着国家的形象问题。因此，左思的怀才不遇是必然，是不合理的体制制度与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导致了他的怀才不遇。出身低贱，难以入仕，加上姿容绝丑，备受嘲弄，官场的失意，让他身心备受压抑，于是，诗歌就成了他宣泄不平的工具。太康文坛上，能代表左思文学成就和地位的并非洛阳纸贵的《三都赋》，而是其《咏史》八首。这一组诗歌，名为咏史，实为抒怀，残酷的现实在毁灭了他人生理想的同时，也点燃起了他满腔的怒火，并为之不平而鸣，也正因如此，作者的真情实感才能得以自然流露。再比如同样寒门出身的鲍照，在长年怀才不遇，沉沦下僚之时，自然也会发出“泄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的愤恨不平之鸣和“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的无奈和自嘲。左思和鲍照都将自己的人生失意扩大至历史和社会的层面，变抒情为控诉，尽情倾吐满腔的愤怒。虽然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却能从中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窥豹一斑。所以，他们的不平则鸣，正是那个时代里所有怀才不遇的寒士们共同的呐喊。
隋唐之际，门阀士族制度俨然成为桎梏社会发展的元素，甚至对当时的统治基础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逐步取代了无任何标准化的察举制，并为后世所沿袭。相比世袭、推荐的方式，科举制虽然在选拔人才上显得更加公平，但因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在科举制之下，士人怀才不遇现象依然很突出。第一，人才选拔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士人怀才不遇。一方面，初唐时科举制正处于初步运用阶段，还很不完善，应举之士多为达官贵人子弟，平民子弟仍不能在有才能的前提下施展抱负。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底层士人普遍怀才不遇，比如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就明确表达出了其对繁华都市欲望的追求，而在诗歌结尾，感情则变为了追求不得后的激愤，甚至是批判和揭露。这种不完善的制度，表面上让士人看到了希望，而实际上却又给其难以实现的无奈，这对寒门出身的士人来说是最痛苦的，所以卢照邻等人才会产生《长安古意》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没有严谨的规范，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温卷，即“应举士子为科举及第而将习作佳品献于公卿名流，以期得到推荐的一种手段”，朱庆余《近试呈张水部》就是最好的写照。唐代科举考试中，请托现象非常严重，如果没有相应的温卷行为，那么通过进士考核的概率自然会很低。李商隐依靠令狐绹举荐考中进士，杜牧凭借《阿房宫赋》及其老师的关系得以高中等现象，也足以暴露出温卷存在的弊端，这对没有任何关系和门路而阻断仕进之路，甚至本已高中却因他人请托而被除名的士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在宋代时出现类似门阀士族的门荫制度，也同样存在对官宦子弟优先录取的问题，这极大的损害了贫寒士子的利益。第二，科举考试的难度性导致士人怀才不遇。相比唐以后的历代王朝，唐代进士录取人数极低，每年也就录取二十来人，而且唐代法律明文规定考中进士后不能直接授予官职，还需参加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辞科考试，即试诗、赋、议论三篇，只有通过后方可授予相应的官职，因此，唐代有很多士人是中了进士之后仍然没有官做，蹉跎一生。但是，古代的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年龄、考试次数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个人经济条件允许，士人便可以一直参加考试。所以，在这一群体当中，一部分士人就选择了继续参加考试，如韩愈、孟郊。然而为考试所作的努力和长期穷愁压抑的现状却给他们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比如孟郊未中之时，长期窘迫的生活状况常常使他发出“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的穷愁哀叹；当历尽坎坷，于五十岁一举登科后，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极喜之情。那么除此之外，另一部分士人更多的则是选择去地方做幕僚，或者到边塞前线，如高适、岑参等人。就大多数读者而言，当读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或是“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的诗句时，都会陶醉在这些唯美的场景里，却很少会设身处地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这些前往边塞求取功名的都是在当时考中进士而没有通过吏部考核的士人，而且即便从军出塞多年，能否博取功名仍是个未知数，而他们在诗文里所表现出的无奈和痛苦，却又是读者难以体会得到的。总之，韩、孟、高、岑既是当时失意文人的代表，也是唐代文学成就的标志。相比他们而言，那些已经考过博学宏辞科而被授予官职的士人，本身就是百草园里最出类拔萃的一批，是那个时代文人中的精英，但是在他们步入仕途后便很难再写出能够流芳百代的经典诗篇，反倒是那些没考中的士人成就了唐代文学的辉煌。笔者认为用“不平则鸣”或“穷而后工”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文学现象是再合适不过的。大多数的读者都普遍觉得唐诗很美，原因就在于作者的真情实感能够在作品中得以自然地流露。在他们大量的诗文里，读者能很容易地看到一个士人十年寒窗，为准备一次考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感情变化，能看到他及第后的喜悦，以及落榜后的失落。可以说，他们作品里抒发的这些真情实感，都是被科举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因素给逼发出来的。
总的来说，从世卿世禄制到察举制，再到科举制的演变，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成熟完善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士人的身份、地位和命运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某种政治体制本身存在不合理性之后，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部分士人因体制的问题难以入仕，继而在穷困潦倒的生活环境下，产生了对理想崩塌、壮志难酬的悲观情绪。当这些士人将心中所有愤懑不平的情绪都付诸文学，以期得到内心平衡的时候，一系列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便都随之发生。所以，这些人文学创作的动力并非来自对文学本身的热爱，而是来自于现实政治的不公，只要社会不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机会，他们就在诗文中为自身遭遇大声呼喊。“不平则鸣”已然成为了所有不得志的士子文学创作的动力，成为了他们进行强烈呐喊的手段。但是，读者在对这类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中，要避免一种阅读倾向，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的内涵及情感态度，因为大部分士人的怀才不遇不一定真实，但是他们往往会把在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委屈于作品中无限放大，进而拉开了文学与生活间的距离。
三、性格、能力与士人怀才不遇
受政治体制和人生际遇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士人身上普遍存在不遇的状况，但我们很难将其界定为怀才不遇，因为怀才不遇必须是产生在士人真正有才的前提之上的。可以说，士人怀才不遇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他们自身性格的缺陷和能力的不足。
第一，士人性格缺陷而导致的怀才不遇。中国古代士人都极富个性，喜欢凭借其才华和学识来逞才使气，恃才傲物，如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但也因为如此狷介的性格，得罪了不少朝廷权贵，当赐金放还，失去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时，也只能发出“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幽愤与无奈。比如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孟浩然，就写过大量的山水诗及隐逸诗，“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所描绘之景清幽淡雅，所抒写之情旷放闲适，读来给人一种宁静祥和、与世无争的感觉。但是在诗歌表面的平静之下却渗透着诗人对于现实的不满，而且诗歌写得越是平静、越是欢快，内心的不满情绪就越是强烈。不过，他的这种不满并非是对广大底层百姓的怜悯与同情，而仅仅是指向自己的生存状态罢了，因为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处士，不是不愿意做官，而是缺乏机遇，无法入仕为官。“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读者往往只局限于这些诗句来作简单解读，忽视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真状态，而往往将孟浩然视为怀才不遇的典型士人。然而，据史料记载，韩朝宗“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可见孟浩然是一个率性而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性格在读者看来可能是豪爽可爱的，但在其他人看来就是可恶的，是很难为社会所所接受的。也就是说，孟浩然实际上并不缺乏入仕的机遇，只是自己性格太过耿介，使个人的性格与社会的规则不能达到和谐与默契的状态，所以即便机遇就摆在眼前，可他还是会主动选择放弃机会，自毁长城。而在唐宋时期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就算个性最为极端的士人也可以有相应的自由和空间来表现其个性，因此，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他们不会去考虑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把不遇的感受通过作品尽可能的放大，将自己怀才不遇的责任推卸到社会或他人身上。如果读者了解孟浩然的性格、为人后，再来解读这些诗歌的话，自然很难从中读出怀才不遇的味道来，而且会对诗人所谓“不才明主弃”的牢骚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再比如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因“制有‘逢恩不原’之令”，在长期的贬谪生涯里备受压抑，经常发出“谅无要津用，栖息有馀阴”和“牛虽有功，于己何益”诸如此类的慨叹，来排遣内心幽愤不平的情绪。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往往将贬谪视为柳宗元怀才不遇的原因，而忽略了其“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的性格及处事方式，一味地将他不幸遭遇归咎于他人。这种解读既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也是对统治者极不负责的表现。
第二，士人能力不足导致的怀才不遇。陈子昂曾写过不少类似“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的《感遇》诗，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不过，陈子昂所谓的怀才不遇，与“初唐四杰”为代表的那些久居下僚，甚至没做过一点像样官职的士人大不相同，陈子昂并非生不逢时之人，据《新唐书》记载，在唐高宗、武则天在位期间，就数蒙召见，颇受知遇和赏识，先后官拜右拾遗及麟台正字，虽然官阶品秩低微，但在仕途上却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后来武攸宜征讨契丹时，陈子昂随军出塞，只因自己所提的很多建议均不被武攸宜采纳，故而才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多数读者在赏析这首诗歌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从中解读出作者所抒发的是一种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武周时期，能深受武则天的赏识，这对陈子昂来说是莫大的人生机遇，只不过是后来在具体的政治环节和实施过程当中受制于武攸宜，使他的才能和抱负不能得以施展，这才有了其所谓的怀才不遇之感。当然，受时代环境的制约，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并且保证陈子昂当时的建议就是正确的，相比较而言，武攸宜或许比读者更能了解陈子昂的能力。大部分读者在理解陈子昂，或者是类似著名的文学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根据作家个人的志向来猜度、推测他的能力，这也是阅读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事实上，一个人的志向和能力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毕竟两者兼而有之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已。陈子昂以及初盛唐时期的文人身上普遍存在好言大志、好言王霸之术的特点，都表现出一种向着人生、仕途和社会积极进取的意气，但是这种意气在具体处理问题时不一定就能转化为相应的执行能力。如果真正有能力的士人在经受打击后，可能会通过其它途径来实现其抱负，而不会像陈子昂一样去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些反应过激的诗句。
然而，大部分士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所受到的挫折和不幸，通过文学作品添油加醋地来加以表现，因为“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都十分注重抒写作家的主观情感，但这样的文学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会把本无实际政治才能的人夸大成为真正在政治上受到极大委屈而怀才不遇的人。而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不太会去关注这些士人是否真正怀才不遇，往往只是根据他们在诗文里所发出的哀叹，对其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和怜悯。士人的创作过程、读者的文学接受同真实的现实生活之间产生了矛盾，因此可以说，文学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一定要如镜子成像般直接把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一丝不改地完全反映出来，因为文学不等于生活。“文艺是模仿现实世界而来的，而现实世界又是模仿理念世界而来的”，“因此模仿现实世界的艺术品只能是‘摹本的摹本’，或者‘影子的影子’”，这种观点按通俗的解释，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却要高于生活。这也就是文学创作一方面要遵循真实性原则，另一方面却又要使其不同于生活真实和科学真实的原因。古代文学史上那些表现怀才不遇的诗文的创作，一方面取材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则运用各种文学手法来夸大、强调其怀才不遇的感受，并且将自身存在的问题抛离作品，进而拉开了文学创作和真实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对这类作品的解读，读者往往会站在士人和作品的角度，但不去做深入思考，只是根据其志向和热情来推测能力，然后不假思索地得出一个结论：这些诗歌都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继而开始同情作者的不幸遭遇，并将造成其不幸根源的矛头指向君主或政治体制，然后另一个结论又脱口而出：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朝廷的昏聩、社会的黑暗。实际上，以这样的方式去解读此类作品，显然是对君主或体制的诬蔑，是极不公平的。如面对“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和“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诗句时，读者在惯性思维下，会把毫无军事能力和全凭主观热情来想象战争的陆游视为怀才不遇的典型，但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因为有热情并不意味着有能力，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并不代表一定会有相应的政治能力。因此，在很多时候，士人文学作品里面的不平之鸣与具体的现实状况是不完全统一的。
四、人生际遇与士人怀才不遇
第一，社会大背景影响下士人的怀才不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的稳定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士人能否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政治氛围，能给那些志怀兼济且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提供为官治世、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但当这种和谐的环境氛围被破坏之后，士人势必无所依持，继而产生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人生的失意、理想的幻灭，都使得士人只能通过文学创作，或大胆直接，或含蓄朦胧地来抒怀泄愤。“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和“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李商隐，他们的怀才不遇与个人能力无关，主要是受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甘露政变之后，宦官集团开始对士大夫进行大肆屠杀，很多人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无辜被害，这给当时的士人造成巨大的恐慌及心理阴影。此后，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和升级，始终无法调和，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竟然演变为晚唐社会的三大痼疾，最后将唐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藩镇节度使、宦官和权臣虽然分属不同的阵营，但是他们往往会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而互相勾结在一起，来共同对付君王。这样一来，皇权被大大地削弱，原本九五之尊的君王成了朝堂上的一件摆设品，形同虚设，而且受此影响，士大夫也开始重新站队，纷纷倒头依附于权臣。而且宦官和权臣对科举的干预，也使得没有任何依附关系却又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子长期濡滞科场，难以脱颖而出。再加上回纥入侵，各地兵变频仍，统治者荒淫无度，终日于轻歌曼舞间醉生梦死，整个唐王朝江河日下，已呈摇摇欲坠之势。“夜愁添白发，春泪减朱颜”这类落第诗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因为这些诗歌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士人不平则鸣的必然产物。生当衰世，置身于党争中，即便是才俊志雄之士也难免沉沦下僚，壮志难酬。这一时期，士人普遍产生了一种“无枝可依”的幻灭感，同时希望能济世拯物，却又无力挽救这种颓败的局势，所以怀才不遇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晚唐士人共同的不幸遭遇。在仕途无望、现实理想破灭后，他们一方面将目光由现实转向历史，创作了大量的咏史怀古之作，评史论事，借古讽今，既喊出了自己的不平之鸣，也能针砭时弊，于诗文中寄寓劝谏之戒；另一方面，因久困下僚，意志消沉，故而经常出入秦楼楚馆，写下不少描写花前月下、闺思怨恨的词作。因为现实社会的混乱与黑暗，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咏史怀古，还是绮丽秾艳的闺情词，都把士人身世的不幸与时局的衰败结合起来，流露出了他们对于末世的无可奈何及无限伤痛之情。可以说，在动荡混乱时期，士人的怀才不遇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在大的社会背景影响下，即便是生活在和平稳定的时代，士人也会发出生不逢时的慨叹。在元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其低下，位在社会阶层之末，当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而且“元代停止科举竟达八十年之久”，这“对整个士阶层来说，几乎完全断绝了科举入仕的出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逐渐扩大，其文学消费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因此，那些怀才不遇的士人，除了部分选择归隐之外，其他诸如关汉卿、马致远等人为了生存，于是选择深入坊间，开始转向对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俗文学进行创作，并在部分作品中掺杂进个人不平之鸣。虽然明清之际重开科举，可士人怀才不遇的现象依然很普遍，而且随着专制主义制度的强化，士人在面对自身的怀才不遇之时，往往敢怒不敢言，并且拉开自己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采取无声地抗议，而转向考据学的研究。
第二，君臣际遇影响下士人的怀才不遇。士人的怀才不遇无非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无法进入官僚系统，不能为官治世；二是在具体的政治实施过程中，由于君臣关系不和而难以实现人生抱负。历史上，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际遇历来为世所称道，正是有神宗的全力支持，王安石才能在政坛上站稳脚跟厉行新法。因此，和谐的君臣关系在士人通往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上尤为重要。然而绝大多数士人的现实处境则是“伴君如伴虎”，一旦“士人之忠、之志与帝王之疑、之好相悖”时，必然会将自己置于险恶的境地，要么贬谪，要么赋闲，继而在困厄之际将不遇明主的幽愤尽情宣泄于诗文中。
贬谪主要集中出现于唐宋时期，而在此前和此后都比较少见。它是一种在君臣关系破裂之后，君主对士人采取的最为常见的惩罚方式。遭受贬谪虽是士人之不幸，却是诗家之幸，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文学财富是无穷的，因为贬谪之祸给士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将他们被贬后内心的真实感受给逼了出来，从而创作出一系列流传千古的诗篇。在这些贬谪文学作品里，除了不平则鸣，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在贬谪境况下士人的几种不同心态。第一种是戚戚于贬谪，无法释怀。比如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后就长期沉浸于悲痛中，难以自拔，《江雪》中的“千万孤独”，正是他被贬之后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于是自叹身世和思亲念友成了他诗文创作的两大主题。第二种是不以贬谪为意，豁达洒脱。比如“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的一生就极其不顺，屡遭贬谪，但他却还能写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能把人生中所有的苦难看作是最有意义的旅行，无愧于其“坡仙”的称号。事实上，苏东坡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也基本上奠定于贬谪之后。因此，也可以说是苦难成就诗人，或是“穷而后工”。第三种是渴望回归朝廷，矢志不移。比如韩愈经过谏迎佛骨事件而被贬潮州时，曾发出了对唐宪宗愚贤不分的极度不满，但到潮州任上之后，就立即上表主动认错，“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并且请求宪宗原谅。这也是大部分士人在政治失意后的共同表现，虽然无法保证士人能重获君王欢心，但至少表现出了他们在困境中不甘沉沦、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这一类士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会把自己当作是在婚姻爱情中受伤的女子，采用女性的口吻来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等。而且自屈原之后，在古代文学史上，“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就极为普遍。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在家庭关系中，男性居于统治地位，而女性则作为生育的工具依附于男性，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如果把这种家庭关系来类比君臣关系时，那么原本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一下子掉到了被支配的位置，同时为了保住其既有的地位，而对君王唯命是听，产生所谓的“臣妾心理”。如韦庄在长年怀才不遇之时，也写过“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词句，借女子对爱情的追求，含蓄地表达自己渴望能得到君王的赏识和知遇。因此，很少有人会像柳永那样纯粹地为女性代言，绝大多数士人的闺音之作都是有所寄托的，都饱含了他们的某种政治诉求。
读者在阅读贬谪文学作品时须注意一点，并非所有的贬谪都会使士人沉沦下僚。比如白居易虽然遭受贬谪，但就身份地位而言，仍然处于当时社会的上层，他只是由原来在朝廷做官变为在地方为官而已，毕竟江州司马只是仅次于刺史的官职，并非闲职。而且就唐代等级的规定，白居易和青楼出身的琵琶女很难在事实上产生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柳宗元、刘禹锡亦是如此。
除贬谪外，赋闲给士人心灵造成的伤害也是巨大的。“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臣的失和与主和派的排挤，使得辛弃疾壮志难酬，英雄无用武之地。于赋闲期间，辛弃疾仍然在为朝廷的前途命运担忧，同时也希望能东山再起，继续尽忠报国，克复中原。然而残酷的现实一次次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当理想破灭之时，便在词作中为自身的怀才不遇呐喊出了“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强烈愤慨，也为大势已去南宋朝廷发出了“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无奈之情。夏承焘先生评价辛弃疾词的特点“肝肠似火”，笔者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词人敢于将内心的忧愁、愤激的真实情感丝毫不加以掩饰，如同一股烈火般直接于作品中喷涌而出，这正是辛词读了让人感动的原因。所以这种“肝肠似火”，换而言之，就是在为自身的不幸而大胆地不平则鸣。因为，辛弃疾正是那个时代里怀才不遇的典型代表。
第三，因“伯乐不常有”而导致的怀才不遇。历史上，司马相如受杨得意的举荐而颇受汉武帝的赏识，苏东坡因欧阳修独具慧眼才脱颖而出，以及初盛唐时期士人漫游、隐逸风气的形成，都表明他人的举荐，在一定程度上能给士人入仕提供很大的方便。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因素对士人的怀才不遇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故而不作详细介绍。
五、总结
“不平则鸣”和“穷而后工”之间有不同的侧重点，前者侧重于“鸣”，即文学创作的发生，而后者侧重于“工”，即文学艺术成就的原因。“不平则鸣”让士人将怀才不遇时心中的幽愤之情尽情吐露于诗文间，以求心理平衡，“穷而后工”则解释了人生的失意和极度穷愁、困厄、压抑的生活状态是士人文学成就的主要原因。同时，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十分注重士人个人感情的因素，都会使士人在创作过程中，极力表现出自己所受的委屈和心中的怨恨。因此，“不平则鸣”和“穷而后工”对怀才不遇的士人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表现怀才不遇的作品，既有士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又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然而，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如读者的阅读，或是课堂的教学，大家基本上都只是在作一种比较简单的随意性解读，但凡作品的内涵涉及怀才不遇时，解读出的都是“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云云。就从上文分析的结果来看，不遇是大部分士人的共同遭遇，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真正的怀才不遇。虽然文学是很感性的东西，但我们也不能只作随意性地解读。古代与现代的距离非常遥远，所以，读者对历史要有一定的理性思考，须知人论世，不能一味地贴在文学的层面上，而忽略了作家本来的真实情况。因为不是所有士人的政治呼喊都是正确的，也不是所有的怀才不遇都能对社会构成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