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书记，是我到公社任职文书的第二任书记。当时我正在闹离职情绪，我只干了十个月的文书，就坚持不住了，正当我准备向原书记提出要求，返回原大队领导岗位时，一纸调令，拆散了我俩铁打的上下级关系。

E书记是工农干部出身，文化少，单凭一股热情，干到年近花甲，还在岗位上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身材高大，肥胖，秃顶头上，顶着稀疏的没有油水的荒草式头发。雷励风行的工作作风，燕人张翼德的火爆脾气，令公社大院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

我虽文弱，但学了历史上那些文官们刚正不阿的气节，对他不卑不亢，倒也相安无事，但在这节骨眼上，提出要求离职，也不合时宜，那会引起他不满，他会误会我怀旧，对他不信任不支持，那样我就走不好下一步了，因为辞职后，我还要求他让我重回大队当大队干部。那时没有下海、跳槽的说法，全靠组织关系维系工作。

既然想打道回府，工作就少了激情，更谈不上向领导献殷勤了。久而久之，E书记开始讨厌我了，他在机关会议上，点名批评了我，说我不像坐办公室的文片，像是个书生，整天捧着大厚书。那时我正在看《三国演义》第三遍，我看书不是为了消遣，要研究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特别是遇到好的警句和诗词，还力求背熟，以备日后玩味欣尝。因而，看书精心之下，便忘记了本职工作。E书记批评的对，虽有伤我面子，也只能默默接受，我看书的痴述，也是众人的一致看法。他们没有恶意，但我心中有多苦，谁解其中味？我的苦无处诉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因为我的家人都认为我升官了，苦从何来？不足挂齿的理由说服不了任何人，只得像哑巴吃了黄连。

而今，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見当年秦始皇，原公社书记和E书记都早已作古，我也迈进了耄耋之群，但我的那段痛苦经历的幽灵，仍像青年一样，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使我永远不能释怀！

该说说那是什么苦了，原来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吃饭问题。我任职公社文书的月工资是三十四元，前任文书是月工资三十二元，也是吃饭问题，断送了他的前程，公社领导有所了解，故尔我来时给我涨了两元。那时原公社书记，资历不深，月工资只有四十五元五角；合作化时期的老干部，也只有五十七元。因此，我不能嫌工资少，我是抽调上来的非脱产干部，不得奢求。按说，公社大院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怎么我就不行了呢？看官听我细细道来：

我在原大队任职时，下放知青归我管，他（她）们見我调至公社，如喜从天降，隔三差五就有人来造访，目的是想在上层拉好人脉关系，以备早日返城，因为我和他（她）们都是学生出身，一开始就很投缘，几年的交往，不泛有些知心朋友，来者就要留饭，被留者为了展示度，也就不于推辞；生产队部分干部，也有人偶尔蹭饭，他们不是饿了馋了，他们是想沾沾喜气；亲戚中，也有去借办事的机会，长长面子，轻易就能留下来吃饭；在一起搞过文艺活动的伙伴们，也不泛造访者；多年前的初、高中同学，也闻风及至，找我办一些走后门的事，这些人来必须留饭，还要喝酒；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是个吃货，彻底吃空了我的钱袋子。

那年头，大集体，公社干部早饭后，都要下队指导工作，杄查生产，他们外出就是一天，生活由下面的同志安排，大多是很晚才回来，不但免了公社大院的中餐，晚餐也不想吃，拼命喝自制的醒酒汤，（茶叶加红糖泡的凉茶）。长期在大院内吃饭的，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人：广抪员，炊事员，信用社会计和我。广抪站和信用社有事业津贴，炊事员吃包伙，唯我一人，天天都在啃老本，坐吃山空，毫无外援。只十个月的时间，我将心爱的120元的上海牌手錶折为100元卖掉了，家里不能承受房顶的木料山邦，用土坯山墙换下来后，贱卖了110元。没有退路了，“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姜维必须班师回朝”了。

当E书记听到我提出要离职时，他举止失措，他这人有个好品行：不护丑，秃顶头上几根荒草毛，也不用帽子罩着，随它胡乱地佔领着那块风水宝地。他一言不发，两只没有眉毛没有睫毛的豆子眼，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不停地抹头，往后一抹，荒草毛倒向后，但又侷犟地站了起来，往前一抹，荒草毛又倒向前，但又侷犟地站了起来，抹来抹去，像是三毛在表演。

我猜透了他心思，他此时绝不是在忌恨我，而是确认他得罪了我，使我冷了心，不过他日子了。作为一社之长，恩威並存的胸怀还是有的，尤其我那庞士元的高效工作作风，他岂愿放掉我？他那次批评我，是教育我，要我认真工作，而不是想辞退我。

E书记文化少，不善言笑，应变能力极差，突如其来的问题，使他成了哑巴。还是我打破了僵局，我平声静气地说：E书记，你是担心社会舆论评价你，说你搞一朝君子一朝臣，还未等我把话说完，他突然开口道：就是！接着我就和盘托出了辞职的实情，並提出要求，原本哪来还哪去，还我个大队付主任足矣。他也直爽，说，那我来和老头子讲一下，（老头子是我大队书记）。

一帆风顺，问题解决了，但外界不这样说，有人吹风我是为一个小女孩招工犯了错误，而被开除回家。这小女孩原是我大队赤脚医生，她先于我被公社提拔到公社卫生院当了护士。她的父亲是本县民劳局局长，（那时民政局、劳动局合并）获得内招一个名额，放在我公社名下，此人天生憨厚，寡言少语，不善操弄人情世故，工作上一根筋主意。他依丈内招的优惠政策，忽略了与地方干部的通融。E书记认为他看不起大老粗干部，恨声恨气地打了卫生院院长招呼，说没有他同意，不放这小女孩走。

这下小女孩慌了，哭谛谛求助于我，她说院长怕E书记，不敢签字，她还有个开公社大拖拉机的二叔，平时视E书记为兇神恶煞的钟馗，他更推辞帮不了忙。小女孩嘴甜，不喊我职称，喊我叔叔，好叔叔。小女孩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时，我就分管着合作医疗，同情弱者，又是我的秉性，于是乎，我毫无顾忌地取出户口簿，在没有基层证明的情况下，办了迁移证。小女孩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户口迁移证，如离巢的飞燕，展翅而去！

当时办这事，与E书记那次批评我，相差不到两月，我也太胆大妄为了。E书记很快得到消息，到办公室大发雷霆，斥问我为什么不和他讲就发放了小女孩的户口！？我早有运筹，平静地答道：見招工通知书，发放户口，是例行公事，无须和任何人讲。他狡辩说，就是例行公事，也能和我说一声！我说，你没打招呼要和你说一声。这下他卡火了，他气的乌青嘴唇直抖，一把夺去户口簿，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扑噜一声，揣入袈裟式的外套口袋中，夺门而出，飞奔门前国道，拦车去了县政府。

傍晚时分，E书记回来了，我做足了思想准备，听他如何处理我。只見E书记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去时如张飞喝断长板桥；回时如刘玄德三顾茅庐。他不好意思地取出户口簿，放在桌上用力抹平，和蔼地说：收起来吧。

后来，小女孩的父亲見到我时，说是县委领导做了E书记的工作，领导说，都是老同志了，还争什么争。

我抓紧整理帐目，办移交，亏空一百多元，无钱补缺，请E书记允许我去滁河参加民工指挥部工作，多领两个月的工资；又请民政干事批了四十元救济款。自此，一年不到的混世魔王宝座让了别人。接我班的倒霉蛋，干了两年后，求爹爹拜奶奶，转去电灌站。再后来，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乡政府设财政组，文书一职取消。

我的人生戏剧性的这段插曲，成了当地至今仍在争论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