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的腰和双腿只能勉强支撑自己走一小段路了。终于决定手术，放下考研落榜的失意，也放下了对就业和独立生活的企盼，在妈妈的陪同下去到离家甚远的医院。
那是一个天气已经开始转凉的秋天。我看着路边的风景，为能出门看到这些而觉得开心。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和妈妈一起出远门。在并不算大的机场里，个头矮小的妈妈推着行李箱、拎着个大包，身旁站着她那不争气的、连走路都成了问题的女儿。我说起爸爸，“刚上车的时候，我看见老爸的眼睛雾蒙蒙的”。
妈妈嫌弃我话多，从包里掏出保温杯来给我水喝。
飞机升起时，我看到妈妈的眉头皱了起来，她平时就会晕车，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应该很难受。但妈妈和我都没有说话，我只是握了握她的手。
我们当晚入住了一家小宾馆，第二天面诊、入院，因为早在数月前便与医生联系好，一切都还算顺利。我被安排到了病房的加号病床。卧着时右边是狭窄的过道，左边是雪白的墙壁，上面安装着各类仪器，包括用来照明的夜灯、和护士台连通的通讯铃。
病房的夜晚是喧闹的。刚下手术的病人需要整夜的护理，仪器也是整晚都在响的。房里正中间的床位躺着一个因高空作业跌落造成脑损伤的中年男子，不时叫唤。他的妻子脾气不太好，一边照顾一边怨骂。
小小的病床上挤着我和妈妈两个人，妈妈为了省钱没去租床，她在另一头安静地躺着，仿佛已经熟睡，只是我心知一向睡眠很浅的她应该也只是合目休息。
我的床头放着一本新的诗集，是为了打发术后的时间特意购买的新书。还有一个小鹿玩偶，作为所有玩偶里最方便携带的一个，它荣幸地成为这次旅程的游客之一，只是它已经有些破旧了。
妈妈看到这淡黄色的、已经开始掉皮的玩偶，对我又气又笑，她说想不明白已经大学毕业的我为什么做手术都要带着一个小东西。我再三向她嘱咐，我做手术回来之后它还得摆在我的枕头边，不能把它收起来。
入院后第二天做了检查，第三天就是手术的日子。第二日的白天我特意到楼下走了走，等手术一做，就得有半个月不能下地了。虽然是在医院，但穿着一身病号服的我还是有些惹眼。路上有些许微风，人们行色匆匆，在楼与楼之间穿梭。
到了晚上，医生来找我和妈妈谈话。我看到医生白大褂上有笔划过的蓝色污渍，问医生麻醉之后我还会不会咳嗽、咳嗽会不会影响手术。医生笑着解释麻醉的原理，让我别担心。
躺上床之后，我在翻来覆去之间想着明天的手术，恐惧在黑夜里因为时间的逐渐逼近而开始生出勇敢。
第二天，我镇静了一上午，直到听见来接我的护工阿姨喊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