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弟弟的同学刘凯珊写的文章，她比我们晚下乡一年。
1976年，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4月份，我和同学们下乡到了甘肃省榆中县高崖公社马家集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
初到农村，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挤在老乡家狭小的炕上。几个月后，国家拨下物资和资金，给我们建造了知青点。那知青点的房子极其粗糙，完全是土坯搭建，没有一丝钢筋水泥的影子。房梁上的椽子缝隙也未用泥巴或草堵上，冬天零下二十多度时，寒风直灌，我们女生只能戴着大棉帽、蒙着口罩钻进被窝，可即便如此，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炕是用土坯随便盘成的，没过多久，六间屋子的炕就全塌了。有一回，我和两个女同学还因炕烟里的一氧化碳中毒昏迷。幸好队长来踹门叫我们上工，巨大的声响把我惊醒。当时我意识清醒，身体却动弹不得，凭借在学校生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我知道自己大概率是中毒了。我拼命挣扎着从炕上爬下来，摔倒在地后又艰难地爬到门边打开门，然后把两个同学拖到院子里做人工呼吸，最终把她们救醒。
在农村，我们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开河道时，河道里全是石头，我们得用镐头一点一点刨，有些大石头比人还大，劳动强度极大。到了夏天，便是夏收，每天弯腰收割麦子，累得腰酸背痛。有一次，我突然牙疼，半边脸都肿了起来，一整晚都无法入睡。第二天实在干不了活，便向队长请假回家看病。医生说是智齿发炎，再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引发脑膜炎。在家治了两天，我第三天就赶回了知青点。
可没想到，等待我的竟是一场批斗会。队长故意报复我，说我上工偷懒，还把我像犯人一样拉到知青点批斗。我满心委屈，却无处诉说。我一直努力干活，怎么就成了偷懒的人呢？后来我才明白，可能是因为我在学校时是宣传队的，比较注重身材管理，长相也较为出众，队长对我有别样心思，而我并未迎合他，所以才招致他的报复。
平日里，队长总是找各种借口整治我。他让我去除羊粪，那刺鼻的氨水味熏得我睁不开眼，眼泪直流。刚除完羊粪，又让我去除马粪，马粪又厚又难除，必须用镐头一层一层刨开，再用铁锨往外扔。每次干完这些活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嫌我身上臭，把我赶出去，大冬天的还把我的衣服扒下来挂在院子里吹，我心里满是难过和无奈。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我们就得下地干活。去麦田里拔燕麦时，露水很重，裤子和鞋子很快就湿透了，等拔完燕麦，胶鞋里倒出来全是水。晚上回到潮湿的炕上，日子久了，我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一条腿开始萎缩，疼得厉害。我只好请假去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吃了大量激素，整个人变得面目全非。医生诊断是坐骨神经炎，又是打封闭又是扎针，后来又落下了类风湿关节炎的病根，这病折磨了我四十多年。
即便如此，我还是努力干活。我被推选为知青点的副点长，一心想着要为大家做好表率。杀年猪的时候，天寒地冻，其他女生都躲在炕上取暖，我却和几个男生在外面刮猪毛、翻猪肠子，忙了一整天。晚上分猪肉时，好肉都被别人挑走了，最后只留给我一块肥猪肉。我满心愤怒，差点把肉扔到厕所，但母亲的安慰让我渐渐释怀，她说我的付出是有价值的，问心无愧就好。
回城的时候，队长常发旺又在我的档案里写了黑材料，说我上工偷懒。多年后我们知青重回知青点，我找到当年和我一组干活的老三询问，老三说我是知青点最实在的人，干活从不偷懒。我这才明白，常发旺是因为没达到他的目的，才故意污蔑我。我找到他家对峙，他却躲着不见我，这样的行为让我更加不齿。
这段知青岁月，充满了艰辛与委屈，但也磨炼了我的意志。那些痛苦与不公，我永远不会忘记，它是我人生中一段特殊而深刻的经历 ，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也让我懂得了人性的复杂和世间的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