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增长的极限》发布，向深度沉迷于就业率、通货膨胀和消费能力的政客和央行领导提出了挑战。1974年5月，William Simon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他是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Simon充满激情地抨击过度规制对经济造成的伤害。随着企业可以摆脱监管者的干扰，自由地协商价格与服务，因此找到了更有效率的经营方式，经济增长也得到了提振。但是，没有了监管法规的层层保护，曾经作为黄金时代的经济基石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被严重削弱。在政府恢复生产率增长和提振经济的努力中，稳定已经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同时，《增长的极限》的流行并不是一桩孤立事件。伴随着的还包括，环保主义、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全球经济进入到了大滞涨的时期。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黄金时代的好日子急转直下？对于工资增长放缓和收入差距扩大，最有可能的答案隐藏在一个新闻报道中鲜有提及的经济指标当中，经济学家称其为“劳动收入份额”。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滑，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某个国家，而是遍布了世界各地。这场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经济学家能够给出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1974年，经济陷入危机。在丹麦、挪威和英国，福利国家的政治共识已经破裂。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英国保守势力最终放弃了他们的贵族遗产、他们对于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于英国注定要以低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的确信。他们将追随撒切尔向全新的方向前进，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不再事事包揽的小政府。
随着世界的向右走，政府的不可治理性的兴起。一种观点是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对这一理论最著名的支持者要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随着有广泛群众基础、表达群众普遍关切的大型组织逐步失势，有着狭隘目的的小型团体愈加得志，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已经在渐渐瓦解。继瑞典选民抛弃社会民主党以来，保守党在一国接一国重掌大权。这些新上任的自信而果断的国家领袖们，一扫民众对于不可治理性的担忧。眼前的问题变成了：他们这些减低税收、提高市场自由度、强化个人责任和增加社会活力的政策，是否能让经济重现数年之前的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