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仲凡老师相遇，总是在路上，我匆匆疾步，一抬头，仲凡老师正从前方迎面走来。
仲凡老师已70多岁了，但他稍稍花白的头发和大步稳健的步伐，让人感觉他还年轻。他方正的脸庞，戴着深度的眼镜，脸上始终有谦谨的笑容。
有一次，在路上见到我，仲凡老师远远打招呼，很惊喜的样子，我们友好的握手，我感觉他的喜悦，使握手有了分量。原来仲凡老师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看到我关于怀念出身地“天祝”的文章，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也在天祝待过。我在天祝煤矿学校教学六年。”
此时，我的激动更甚过了仲凡老师，我像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碰到了家乡人一样高兴，又像旧时的地下党找到了“同志”，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知道天祝煤矿，学校里有一个白富智老师，那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是我们家的老乡。记得小时候，白老师和他的孩子白雪、白天、白梅常到我家来玩。”
我的记忆忽然清晰起来，像打开闸门的水，很多旧时的事都涌进脑子里。仲凡老师似乎更是如此，他说去过我出生的天祝石膏矿（天祝监狱），那时，天祝监狱职工子弟学校进行公开教学，邀请天祝周边学校老师听课，天祝煤矿学校也组织教师来参加。
当听到仲凡老师还去过父亲所在的学校，急忙告诉仲凡老师我父亲的名字，问仲凡老师认识不认识？
事隔快四十年，当时父亲和仲凡老师也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此时，早生华发的仲凡老师，微笑的看着我，只是点头，并不回答。他似乎更理解家在外地的异乡人，对父母亲的感情和思念。后来翻阅仲凡老师的著书《陇上走笔》，才知道，仲凡老师的家乡也在外地，是河北一个叫曲阳的地方。

仲凡老师是省作协的老作家，196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坚持笔耕五十年，199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书。他从天祝煤矿调回天水后，在解放军6913工厂学校当过老师，在甘肃省税务学校当过老师，还主编一份《税务报》。
可谁又能想到，一份报纸，却在一位老人退休后，也跟着退下了历史舞台。在仲凡老师退休那年，办了九年的《税务报》停刊了。而仲凡老师，他却因为对文字的热爱，除了每天坚持阅读自己订阅的九份报纸外，还把对文字的执着，更深入到自己的退休生活中。退休后，他在《天水晚报•教育周刊》兼职。与仲凡老师聊天，他总会看着远方，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每天在报社，爬八层楼梯，锻炼了我的身体；在教育周刊编报八年，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仲凡老师对生活总是很乐观，或许生活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愁苦事情，但他都会自己默默地消化掉和排挤掉，他总是在文字中，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蔚蓝天空。
记得我的第一本书稿校对六遍时，自以为一切都万事具备，只待出版。可打印出清样后，还需要再校对最后一遍，这是出版行业中的规矩，我正发愁。有一天与瑞林老师在河边散步，她给我讲了关于仲凡老师的“认真”。
瑞林老师赠给仲凡老师一本新出的书，没想到不几天，仲凡便来找瑞林，并用蝌蚪小字，写了满满二页关于书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听了瑞林老师讲的故事，我心里很受感动，真没想到谦逊随和，说话轻声的仲凡老师，他在我们生活中，竖立着一面鼓舞着“真诚”与“真实”的旗帜。
而生活中，总不乏到处都是虚套和作假，即便是人与人真心付出的情感，往往都会被利用，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欺骗和虚伪的圈套，而能够真诚地为一本已经出版的书，认认真真看上几十万字，再次做认真的校对，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听来肯定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世俗人们的眼里，只要对自己有利，自己得了实惠，受了好处，才算是得到了生活的便宜，追求到了人活着的真谛。而其他的事和人，只是附带参考，对自己有用处才有存在的价值，他人的痛与不痛，也完全很麻木。
当我把书稿交给仲凡老师时，他拿出《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说：将按照这上面的规定帮我校对，只是他最近比较忙，三四天后才能校好。仲凡老师的真诚和真实，随时就在他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中，总是让人很感动。
过些日子，父亲来天水，正好仲凡老师已将我的稿子校对好，但他在电话中说：要见面给我具体说一说书稿里存在的“硬伤”和“软伤”的问题。我们约好吃过饭在公园门口见面。
在公园“水月寺”池塘边的石凳上，仲凡老师和父亲聊得非常开心，他们回忆曾今那个时代，在天祝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们聊生活中的辛酸与快乐，而我在一旁，看仲凡老师给我的校稿。
我简直是惊讶和诧异地看自己面目全非的书稿。我原本想，有六位辛勤校稿人的忙碌，这份稿子该算是很完善了。然而，每一页纸张上，除了存在大量标点符号的问题外，出现错字，仲凡老师就标上“见现代汉语词典”的字样，以便让我查阅时再学习。
在校稿中处处能看到仲凡老师广博的知识和细致的耐心。书稿中有一处我写到“西北民院”，杨老师改“民院”为“民族大学”，旁边加备注：“已改名十几年了。”
书稿中我写到“陇东师院”，杨老师改“师院”为“学院”，旁边加备注：“至今该院未升格为师院，仍叫陇东学院，和张掖的河西学院一样。”
书稿中我写“汪曾祺1964年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杨老师在旁边加备注：“此时，汪曾祺已在《沙家浜》剧中担任编剧，正在开始走红。汪曾祺的“光辉顶点”是1967年，竟然上了天安门，和江青一起向群众挥手。”
读仲凡老师的校稿，是再学习和再阅读思考的过程，如果有他拿不准的问题，他便在旁边注明，让我再查阅资料。听仲凡老师说，他为给我赶校稿，每晚校对到三四点钟，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对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我深深地感到内疚。
校稿到最后，仲凡老师又用小字，写了满满一页关于我书稿中具体问题的详细总结。他将每一个校对出来的问题，都抄录下来，分为“硬伤”、“软伤”、“应注意的地方”“需说明的部分”，并用“着重号”和具体页码标出来，以便让我校对完再进行核查。
硬伤部分如我写：“陇南地区西河县”，他纠正为：“陇南市西和县”。
软伤部分如：“呛浆水”应为“炝浆水”，“偶而”应为“偶尔”等。
应注意的问题如：“引文的最后部分的句号，究竟应在”之内，还是在”之外，慎用；分号要慎用，实在拿不准，就用成句号；地名、单位、部门要准确（P92，P256）。”
需要说明的部分如：“我看不懂之处，或疑似有错之处，画了横线——此处请你复核、自定；书中引文最好再和原书核对一遍，免留遗憾……”
看了仲凡老师的校对，不免让人脑子里佩服，心里感动，他深度的眼镜后面，是对事、对人，更深刻的认真和真实。
再与仲凡老师想见，依然是在路上，他提着一只装着书和笔的袋子，他谦虚和蔼从来不向人炫耀自己，他的身影在我脑海里始终是一幅灰白色调的水墨，与身边五颜六色的世界，有很大的反差。每次在路上与他说说话，内心总感觉又安静了许多。

图片发自简书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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