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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资，顾名思义，即谈话的资料，前附“村庄”二字，即有了独属村民之意，也便多了几分趣味。村里的那些事儿，不论有趣无趣，悲伤欢喜，总少不了你我他。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论你多么正直谦逊又明理，总会经历那么几遭，就犹如一场电影，即便是个人畜无害的龙套，到底还是映上了荧幕。
好友Z说，她自幼便从父母口中知悉别人家的事儿，比如谁家小两口几乎闹到离婚的田地，为了什么而撕破脸皮；谁家房子拆了就地重建，花了几钱，又或是借贷多少；谁家孩子如愿考进公家单位，在村里何等扬眉吐气；谁家的兄弟姊妹闹得鸡飞狗跳，关系几近决裂；谁家小孩儿要结婚了，谁家小孩儿找不着对象，谁家要生小孩了，谁家的结婚几年腹中仍不见动静，谁家小孩儿有出息了，谁家的吃喝逛赌玩物丧志......
她说，那时，她聆听着父母在饭桌上谈论别人家的事儿，并发表他们的看法，譬如那人不应该这样做，他应该那样做，这样不好，那样也不对，倒是颇有点在民事纠纷节目里充当调解的意思了，她于是暗想：至少她家不会成为别人的谈资，因为她家恪守中庸之道，做人做事永远规规矩矩——甚至规矩得有些平庸，反倒令人无柄可抓，无影可捉。如今想来，父母对于他人的看法多少有些浅显，流于表面，同样的，她也低估了她家成为谈资的资质。
她深刻地意识到自家成为谈资已成定局是在她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晚上，她父母大吵一架，客屋里的锅碗瓢盆被乱砸一通，噼里啪啦，满地狼藉，肉汤溅她一脸。她那时年幼，对于一个女孩子，内心只剩下恐惧。她惴惴不安地外逃避难。过了约莫十几分钟，她又强掩着不安，慢慢地沿着弄堂回去，看到她家几乎被村民包围了。黑夜中，她的父亲如雕像般孤零零地伫立在围墙的东北角落，那是面用红砖砌成的矮墙，父亲露出小半个身子，借着昏黄的灯光，她看到父亲满脸沉痛深思状，面色极其难看。一个握着茶杯的村民倚在那面矮墙上说着什么，虽然她不知道村民在说什么，但直觉好像告诉了她村民在说什么。她无法想象在她缺席的二十分钟里发生了何等激烈的冲突，但有一点肯定，这事足够成为村民往后一个月的谈资了！
她问我，你们村呢？我狡黠一笑，说全中国的村子应该都差不多。谈资谈资，大到伦理道德、教育理念、人生规划，小到婚丧嫁娶、买房购车、家庭冷暖，事无巨细。
家家户户都有谈资，其叙述围绕着村里的甲乙丙丁铺开，无不例外。这些村庄的事儿，我幼时觉得有趣，长大再闻，却愈发感到诡谲，乍听就像悬疑难案，在说者的语言里总像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如侦探如小说家一般将事件剖析得头头是道，听者则饶有兴味，像是默默等待什么东西的揭开——侦探和小说家的嘴里，只有他人，鲜少牵涉自己的，至于听众，发表个人看法自是不由分说，一千个听众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多少是客观公允，又有多少带着有色眼镜，那不得而知！
她又说，在他们村，你很少遇到一个离婚的人。不少夫妻在外和和睦睦，实则只是隐忍不发。夫妻之间的闹事不足挂齿，否则徒生非议。她偶然听说，斜对面那户之前也发生过争吵，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可谓惊天动地。不过他们明智地选择了闭门解决，据说连家伙也用上了，差点酿成命案。既然自闭门户，这些事又是如何被村民们挖掘并流传开来的？只可道：纸终归包不住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想起张爱玲的一句话：清晨五六点，你起来，如果不把房门打开，就说明你在做坏事。毫不夸张地讲，倘若你这么做，村民见状，确凿是会起疑的！又想起几年前的某个晚上，不知谁家放了好几响炮，第二天村民议论纷纷，东询西问，要把放炮者揪出来一问究竟，最后得知原来只是那户人家买了一辆新车庆贺罢了！
村庄谈资大概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借他者来填补寂寥。一个村庄平素里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家家户户邻里邻外总有一些故事在酝酿。村庄的结构往往紧密，即使没有广播与电视，这些奇事也能借由这紧密结构的沃土开花，招蜂引蝶，然后铺天盖地地散播开来。
谈资谈资，谈的是别人，消息自然也分好坏。好消息的流通往往如昙花一现，盛时惹眼，凋落无息，又如那易逝烟花，绽时绚烂，顷刻落幕。坏消息倒像那不腐流水，不蠹户枢，恨不得一传千里，流芳百世。就像看电影，喜剧总让人快快遗忘，不忘的皆是悲剧。有人喜欢悲剧的电影，纯粹因为悲剧寓意深远，引人深思，而村民并不希望所见所闻都是喜剧，也纯粹只因为悲剧够有谈资意味，给他们枯燥乏味的精神生活添砖加瓦。
某天，朋友Z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沦落为谈资，这大概是她由于工作背井离乡后的事。当地富庶，气候宜人，有山有水，民风淳朴，工厂多多，就业丰富，何故想不开去外地？这大概就是村民的论调。由她而产生的谈资，一时间必然众说纷纭，种种猜想层出不穷，甚至上升到对她人格的分析，对她与家庭成员间关系的揣摩等等。当然，面对村民刨根问底式的试探，她说她并不介意。
想来也是，扎根两千年的群体文化早已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本就不谈什么个人的隐私。个人要在群体之下寻得一些隐私的空间尤非易事。群体文化因时因地又衍生出一套标准，可与道德有关，可与伦理有关，可与观念有关，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序与良俗。村民们在这些方面往往形成统一的认知，谁也不想主动去打破平衡。在这种单一价值观的体制下，对于个人生活中出现的异点，尤能成为谈资。
成年人与孩童相比，更易落入异端。成年人有爱情，有事业，有家庭，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自己负责，又对家人负责，他们知道理想与现实，自我与集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对今后的人生只会愈发通透。成年人在时间与空间上更加自由，却因此更易离经叛道。成年人往往做不到孩童般的纯粹，成年人的世界更复杂，多变故。也因此，只要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闪失，就会沦为村民的谈资。
村民喜欢谈资，而又害怕自己成为谈资。论理，既有了谈资，证明它的存在本身合理。作家蒋勋说过，人要善于思辨，对于听到或谈论的事情，不要轻易地说它好或不好，思考下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有没有可能采取中间的态度。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开始试图理解那百分之一的人时，思辨就产生了。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同样理解并支持那百分之一的人群，让所谓异类都能找到其生存的空间与存在的价值，让谈资里的当事人也再不畏惧成为谈资。唯有这样，隐私才更有可能逃脱勾摄的魔爪，村庄谈资才更有可能打破其固有的荒诞腔调，消灭那群体文化中吃人的八股教条带来的恶劣影响，更显几分对于他人的尊重、理解与包容。
村间的路很窄，心却本可以很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