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出自鲁迅先生所作的《答客诮》诗中的两句，是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就两句诗的意思而言，它指的是对子女没有感情的人不一定是真的豪杰，怜爱孩子怎见得就不是大丈夫呢？诗句的语意义通俗易懂，而蕴涵的情感义和诗句所折射出来的作者的情怀就深邃丰富得多了。

   被誉为“民族魂”和“中国脊梁”的鲁迅先生，因为他以一支笔为战斗的武器，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态度与“吃人”的社会进行斗争，而被毛主席赞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不过，回望先生56年的生命历程，“战斗”成为他人生的主要成色，几乎贯穿他人生的全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先生只生活在“斗争”和“怨怼”中，只知道“战斗”。其实，先生从绍兴老家走出，辗转于国内和国外，除了表现出“铁汉血性”的一面，更有侠骨柔情的一面。而先生“柔情”的表现，则是对生活、对亲朋挚友、有为青年和国家民族深沉的爱。这种“有情有爱”的表达，让先生伟岸的人格更增添了几许绚烂。

先生的爱与有情是深植在骨髓里的，从儿时站在比自己高很多的典当行的柜台前拿着家里的东西换取银元为久病未愈的父亲治病开启，到先生离世的前几天还关心青年的生活和成长，先生很多时候都“为他者而活”。作为家中的长子，幼小的先生就以孱弱稚嫩的肩膀为母亲“分忧解难”，做着力所能及，甚至能力不能及的事情。没落的家庭，生活因为替父治病日陷窘迫，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在母亲的肩上。母亲的辛苦，瘦弱的先生看在眼里，付诸行动上，帮助母亲分担繁重的家务，照顾两个弟弟。正是亲眼目睹了母亲所吃的苦，先生对母亲始终用最大的能力孝敬着，很少忤逆母亲的意愿，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先生也“谨遵母命”，接受“无爱的婚姻”，与朱安成为有名无分的夫妻。

爱家人和亲朋，多源于血缘，带有“小我之爱”的属性。但是，当这种爱与情由碎片化变成系统常态，从家庭辐射到社会，足见这种精神的可贵。作为长兄，先生在自己有能力给予弟弟以照顾，即使自己多吃点苦、受点累，他也尽可能地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赴日本在东京专心研究文艺，而且制定了详实的研究计划。突然毫无征兆地，先生“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放下自己的理想，牺牲自己，源于“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指的就是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除了生活上给予家人以最大的照顾，先生还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弟弟，还把自己艰辛付出“搜辑古小说逸文，成《古小说钩沈》十本，原想用作人的名字刊行”。如果用“重情重义”来描写先生“以利让弟、以名让弟”，还远远不能状写先生所作所为的良苦用心。因为无私的爱与情，让“兄弟怡怡”更蕴涵了浓郁的人间真味。

爱家人，情润亲朋更多带有基因的本能，爱他人，以情感温暖他人，给予“弱者”以最大的关心爱护，这当是一种情怀和胸襟。关心进步青年，呵护他们成长，这是先生生命图谱中最富温情的一笔。帮助“二萧”，为他们进入中国文坛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对萧红生活照顾，对萧红成长的帮助与提携，成为中国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的佳话；为认识或不认识的，向自己求助的青年提供无私的帮助；关心青年学生，为他们请命呐喊，从《为了忘却的纪念》和《记念刘和珍君》两文中可见一斑……在先生看来，有为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生逢乱世，又涉世不深，作为长者应该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思想上的引领，安全上的保护。正是如此，他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物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尽可能满足青年向他提出的要求，甚至躬身为年轻人脱鞋子……

有情有爱的先生施与别人的情与爱是恒常持久的。因为与朱安保持着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所以他对自己的“妻子”自始至终给予生活的照顾，直至老去；他对自己的孩子更是用博大的父爱呵护让他茁壮成长。如果说对家人之爱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国家民族和国民的赤子深情已经远远超出个人的范畴。仙台学医，就是解除像父亲那样饱受疾病折磨的人的痛苦；弃医从文，为的是用文艺思想拯救国民麻木的灵魂，摆脱“奴性”以掀翻“人肉的筵宴”；与反动当局永不妥协的斗争，就是希望打破禁锢在国民身上的枷锁，以获得“做正常人”的尊严。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对国家“爱得深沉”，先生不可能为国为民请命呐喊，即使有彷徨和犹豫，但是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勇毅前行是先生人生的主色调、主旋律。“他对于祖国对于民族的挚爱是跟着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的深切而越加热烈；他对于友人，尤其是青年，爱护无所不至，不但是物质上多所资助，便是精神上也肯拼命服务，替他们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希望能出几个有用人才。”

为国运奔走、为生民请命、为师友送关怀、为家人遮风避雨……这就是先生，纵使自己苦点累点，甚至受到委屈，遭到迫害，他也没有紧闭博大的胸襟。对敌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对师友亲朋，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国为民，先生似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