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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第一次见到那把二胡,是在旧货市场的角落里。
摊主是个瘦老头,眯着眼说:“三百块,不还价。”
老周摆手:“我不会拉琴,买它干啥。”
“是你的,躲不掉。”瘦老头慢悠悠地说。
老周笑了,转身就走。可走了两步,那琴声就追上来了——不是摊主拉的,是他脑子里的。一段苍凉的调子,像风刮过黄土坡,呜呜咽咽,缠着他不放。
他站住了。
他这辈子没碰过乐器。他是个修水管的,五十岁,手指粗得像胡萝卜。可那段旋律分明在他血管里流,流得他眼眶发热。他犹豫了半天,终究还是折回去,掏了三百块。
琴拿回家,他拉不成调。弓毛蹭在弦上,声音像锯木头。老伴儿笑他:“钱多烧的。”可他不觉得疼,也不觉得难听。他觉得自己像在跟一个老朋友重新学说话,说得磕磕绊绊,但那个朋友有耐心。
夜里他做梦,梦里是一片麦田,一个穿蓝布衫的男人背对着他拉琴。他想看清那人的脸,怎么也看不清。醒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又跑去找摊主:“这琴,以前是谁的?”
瘦老头说:“收来的时候,卖琴的人讲,他爹留的。他爹是提琴的,赶上了好时候,也赶上了坏时候。琴传给他,他不碰,一锁就是三十年。锁到最后,还是得出来找新主人。”
“为啥非得找新主人?”
“琴这东西,”瘦老头说,“是活的。它认人。”
打那以后,老周学琴学得入了魔。工友说他魔怔了,中午吃饭都在手指头上按来按去;老伴儿也说他魔怔了,半夜坐起来,嘴里哼哼唧唧。可他自己知道,那不是魔怔,是找到了。找到了一件东西,那东西一直埋在他身体里,埋了五十年,像种子埋在冻土底下。他说不清它是哪来的,也许是爷爷的,也许是更早的谁。反正他一摸到琴,那种子就发了芽。
一年后,他能在公园拉整段《二泉映月》了。拉得不算好,但有个老太太天天来听,听完抹眼泪。老太太说:“你拉得像我爹。”
老周说:“不会吧,我爹是个瓦匠。”
“不是亲爹,”老太太说,“是那个年代。你一拉,那个年代就回来了。”
去年冬天,老周的孙女出生了。满月那天家里热闹,老周喝了点酒,兴起,抱着琴拉了一段。拉的是他自己瞎编的调子,没名没姓,欢欢喜喜的。小孙女本来在哭,忽然不哭了,眼睛瞪得溜圆,盯着琴看。
全家人都笑。老伴儿说:“哟,还真有听的。”
老周没笑。他看着孙女黑葡萄一样的眼睛,忽然想起旧货市场那个瘦老头的话,是你的,躲不掉。他想,也许不是琴认人,是这条从很久很久以前流下来的河,里的调子、脾气、舍不得和放不下,认人。它们一代一代地找出口,有时候是一把琴,有时候是一支笔,有时候只是灶台边随口哼的一声。
他抱着孙女,把琴凑到她耳朵边,轻轻蹭了一下弦。
“不急,”他说,“它等你。等到哪年,它自己会来找你。”
窗外落着雪。琴声很轻,但落进了很小的一只耳朵里,落进去,就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