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得力于东山高等小学堂一位老师的热情推荐。其时正值1911年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前夕。

      与偏僻闭塞的韶山和东台山相比，长沙又是一番景象。各种各样针砭时弊的报纸杂志广为传播，形形色色的街谈巷议不绝于耳。种种迹象使毛泽东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他再也难以平静地读书了，而将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校园以外那广阔的世界。

      1936年冬，毛泽东回忆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关于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的情况，周世钊在《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一书中做了详细的叙述。周世钊后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成为毛泽东的同学和好友。

      他写道： 1911年的春天，毛泽东离开了他读了半年书的东山小学，自己挑着行李，由湘乡走到湘潭，又由湘潭搭上湘江里的小火轮，到了长沙。 这是他第一次到长沙。 这时，他是17岁的少年，从来没有远离过家乡。他家里的人也不很同意他离家远出。这回离家180里，来到陌生的长沙，完全是出于要求学习、要求进步的迫切愿望。

      初次来到长沙，使他感到到处新奇。他觉得长沙的人多，地方大，市面繁华，比他生活了十多年的韶山村不同多了，就是比他读过半年书的湘乡县也不同多了。特别使他感觉惊奇的是长沙城里热闹的街道，开满了五花八门的洋货铺；长沙城外的湘江中，排列着耀武扬威的外国兵舰。这些现象，给他心理上的刺激最深，过了好多日子还不能平静下来。

      他到长沙不久就考取了一个中学。这是湘乡县办在省会的中学，叫作湘乡驻省中学。他在这里读了五六个月的书。

      他除认真学好学校的功课以外，头一爱好就是看报。他每天要看的报纸，一是《湘报》，一是《民立日报》。他从这些报纸上学到了许多学校功课里所没有教给他的新知识、新思想。

      这时报纸上最引他注意的有几件大事：一是那年3月19日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了反抗清朝而壮烈牺牲的事件。二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他又钦佩，又兴奋，即刻写了一篇表示自己政见的文章，贴到学校的墙壁上，主张从日本召回孙中山做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时他还不知道孙中山和康、梁主张不同，只觉得他们都是讲革命、讲维新的领袖，是应该结合在一起来反对清朝统治和皇帝制度的。

      这年上半年，国内接连发生了不少的大事情。3月间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接着4月间清朝又宣布把筑铁路的权利出卖给外国人的“铁路国有”政策，引起人民的愤慨和反对。直隶（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广东、湖南各省的人民都举行了抗税、罢市、罢课、罢工表示抗议。四川、广东的群众，还成立了保路会，和各地清朝政府驻防军进行斗争。声势越来越大。

      湖南是开办新式学校最早的一省。参加以“排满革命”为目的的华兴会的骨干人物，也多半是湖南人。后来华兴会加入了同盟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有些在长沙的同盟会会员，时常到学校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时学校里充满了“排满革命”的空气。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在湖南开展以后，学生和教师也是运动中的“急先锋”，态度也最激烈。

      毛泽东在这一系列的革命风暴影响下，反对清朝政府的意志更加坚决了。他在班上提议把各人留在头上的辫子剪掉，以表示反对清朝政府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