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余杰的一篇《年轻气盛说文章》的文章，让人喟叹不已，并不由得使人想起卡夫卡来。
卡夫卡生前是奥地利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作家，一生对文学的痴迷使他创作颇丰，就其死后由他的挚友勃罗德整理出版的就有九卷本之多。死后才出版，而生前却只发表了一个短篇集，这不能不说文坛的黑暗了。卡夫卡的悲哀是真正文坛的悲哀。试想，卡夫卡生前就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集，初具风格，而是什么原因使他竟有如此多的书稿差点付之一炬呢？原因也许很多，但有一点我们仍可以肯定，卡夫卡的创作不合时宜，其意识超前，不被同行认可。
难道因其意识超前或不合某些编辑的口味就可以置若罔闻吗？事实上，意识形态的东西从来就没有人能说出那一种是对的或错的。自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入世以来，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可以辩证地去看待，去粗取精，披沙拣金，无不有益于人类的智慧，何况是一新潮呢？由此推断，卡夫卡的悲剧并不完全是新潮流，而是由于文坛陌生面孔所造成的。倘若卡夫卡是文坛响誉盛名的作家，那么他一改过去的创作风格，把文学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创造出许多新潮作品，能不能发表呢？回答是肯定的。文坛上就有很多类似的作家在风格转变后仍能把好的作品发表刊出。这是一种文坛怪现象，老马识途，只知旧路，却不知新路多多。
我不敢说年轻人的文章就一定使人热血沸腾，虎虎生风，老年人的文章使人闲静无趣，昏昏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坛对陌生的面孔是最无情的。我们都知道编辑是伯乐，应该有一双慧眼，能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发现真正的“千里马”，这是他们的天职，也是他们神圣的荣誉。已故作家路遥就曾无比激动地感谢老作家秦兆阳慧眼识珠，得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个短篇，并时常记起这件事，还与秦兆阳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文坛佳话。余杰就在他的一篇后记里写过他的《火与冰》出版艰难的事，也可见一斑。文坛应该不会缺编辑人才，可为什么他们总喜欢熟悉的面孔呢？难道文坛也似歌坛，一举成名天下知了。我总认为它们应该是有区别的，唱歌或演技是可以培养的，一技在手后顾无忧，是一种天生的技巧（嗓音是天生的），而文学是一种创作，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灵感，具有浮动性，它们决不可等而视之。我不相信在文坛已树名的作家就能天天有灵感，日日有好文章可发表，而二十岁的莽拓文人就一定写不出一二篇好文章。文坛有这种怪现象，怪不得像余杰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作家面对自己无处可出版的四本稿子深感痛苦，并为“为何而写作”而困惑。不过，余杰不用担心，既已树名，那些“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编辑们以后会对你大开绿灯自不用说了。问题是文坛怪现象还要束缚着多少茫然不知所措徘徊在文坛外的青年文人，甚至像卡夫卡这样无比杰出的文学青年，“真是要到三十后才熬成婆”，这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与悲哀吗？
記得看过单正平写的《关于散文》的一篇批评文章，只有其说的第二类让我刻骨铭心。单正平讲第二类文学载体即专业文学杂志和报纸专业文学副刊的作家大略都是些这等人：首先是爱好舞文弄墨的文化官员，其次是除了名望地位一无所有的过期名流；三是编辑本人的亲戚好友和准备勾引或已经勾引到手的男女朋友；四是其他报刊的编辑，等价交换地刊发。我不敢说这些人的文章会怎样坏到哪里去，但我坚信他们大部分的作品因了些此等交易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或许有些根本就不够发表水平。按理说编辑先生们还不知道发表的意义吗？文章的刊发直接面对的是读者，为什么要把那些不忍卒读的劣文用来蒙蔽读者的眼睛，或许其中的奥秘正如单正平作家所说。若是这样，文坛亦真正地沾上了官气和社会的流气了。然而，难道这些不够格的文章刊发表就真能蒙蔽读者的眼睛吗？我想是不会的，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有一点我相信，文坛在世风日下，往日多情的读者不会再那么多情，并且会降低读者的品味。这已不只是文坛的悲哀了，简直是残酷地直接扼杀大多数读者的真正的良知和情感。由此，文坛表面的繁荣再也掩盖不了真正的萧条了。
我们也知道，真正有品味高档次的文学刊物的编辑有限，大家都喜欢投此刊，加上编辑的好熟恶生的恶习，那些有深度的作品只要其作者名陌生，也只好到废箩里作垃圾了。有幸被发掘出来的又有几章呢？然而为什么大家都蜂拥而去呢？难道中国的刊物还少吗？当然不是，怪只怪那些档次低一级的地方报刊存在着正如单正平所说的，以致于大家“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了。可见“春风疑不到天涯”，怪只怪真正善良知的编辑太少了。也难怪乎，卡夫卡的悲剧会发生，并时会存在。我所在的地方，也曾有一文学刊物，当时存在是市领导强制下级备订而设置的带有宣传意味的纯文学刊物。这里写文章的尽是些带着头衔的文化之流及此刊临时组建时抽配的人员所谓的记者们。文章的好坏我们必不评说了，只是这种报刊不会对外“开放”的。后来“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报刊不能强制下面看订了，这种小报也就没有市场了，只有关门大吉的份了，而那些自以为是的编辑记者们也只得改行了。试想，这些本来就不对文学痴迷的人怎么能文坛左右别人而不会扼杀真正的文学青年才骏？我知道这种报纸刊物的存在仅是满足了那些狗屁不是的所谓“文人”的发表欲。他们要的是唾手可得的稿费而不是本地方的读者。我身边就有一位搞了十多年文字的朋友拿了一份我地方的小报看了，向我说起过此事。他指着上面发表刊发的一个篇章大加评论，并带着嗤之以鼻的愤慨和不屑一顾的神情。由此看来，与我那朋友一样的愤青多得多了。所以“宁可枝头抱香死”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卡夫卡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存在，这决不是其作品的超前，也不完全是陌生面孔造成的，更有大部分的机会是被那些自以为是的编辑给扼杀了。所以文坛这经济大潮中的最后一方净土也不再是净土，已是鱼沙俱下，文人也不再成为文人，已是过江之鲫了；而“卡夫卡”们只好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下悲戚戚生而无望，死而无知了！
